作者：涂文学
今年12月1日是先师皮明庥先生逝世周年忌日，作为一个先生亲手培养起来的学者，一直想写点纪念文字,以表达我对恩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古人云，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先生德高望重，著述等身，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特别是武汉城市史的研究，居功至伟。学术界不会忘记，武汉人更当永远铭记！
先生建国初期毕业于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政教系，毕业后在空军雷达学院工作，转业后来到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之余，喜欢读书钻研学问,对历史研究兴趣尤为浓厚。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在一篇访谈文章中回忆他的治学经历时谈到，年轻时兴趣十分广泛，史学只是业余爱好之一。后来慢慢将治学兴趣转向研究近代史，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武汉既是近代大事的多发区，也是城市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城市之一，因此研究近代史很自然地会联系武汉地区的历史，由是形成了对武汉历史的研究。1978年到大学和科研单位工作后，更加“着意于武汉史研究”，“我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涉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新思想和文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等近代重要史事,同时也是武汉近代历史进程的重点问题。我著述或主编的26本书，有21本是就地取材，以武汉和湖北为研究对象的。”
先生对湖北、武汉历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致力于湖北地方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转向武汉地方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以城市史方法和视野深化对武汉城市历史的研究。
皮明庥先生的历史研究最早起步于湖北地方史领域，1978年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时，曾组建并主持湖北地方史研究室，集合同仁致力于湖北地方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先后编纂出版的著作有:《太平天国在湖北的革命斗争》、《来自敌营的太平天国史料》、《胡文忠公抚鄂记》、《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旧闻录》、《湖北革命烈士诗钞》。
1984年，先生调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遂将研究重心集中到武汉地方史，相继编纂出版了一批武汉史专著：《简明武汉史》、《武汉近百年史》、《武汉百年史话》、《历史文化名城武汉》、《武汉革命史迹要览》、《武汉史稿》、《武汉通览》、《武汉历史举要》、《武汉教育史(近现代)》、《汉口五百年》。
80年代中后期，城市史研究在我国兴起，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沪、津、汉、渝近代城市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先生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颕而出,获得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近代武汉城市研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以城市史方法和视野对武汉城市历史的开创性研究。先后编纂出版了《近代武汉城市史》、《武汉通史》、《新之旧与武汉》、《武汉城市发展轨迹》等著作。这些著作突破传统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按照城市文明演进和城市功能转型的思路对武汉城市历史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和阐释，开启了武汉城市历史研究的新阶段。其中，《近代武汉城市史》和《武汉通史》不仅仅是皮明庥先生武汉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武汉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近代武汉城市史》是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终端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65万字，以不同于过往近代史、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以城市文明演进和城市功能转型为主轴,展示了近代武汉城市在近代的社会结构邅变、城市功能转型尤其是城市由传统封建市镇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都会的曲折历程,对于武汉近代城市经济转型发展,近代市政建设、管理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城市阶级、阶层结构及其变动,社会风俗的蜕变等作了多侧面的描述,特别是对武汉城市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相交织的复杂情景,以及武汉近代工业、商业、交通、金融、文教的兴起和曲折发展,作出细致和科学的阐述。《近代武汉城市史》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较早的城市史学专业著作,与《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一起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武汉大学学报》、《江汉论坛》等报刊纷纷载文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报道这样评价:“在我国近年来蔚然兴起的城市史研究中,由皮明庥同志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的推出是引人注目的开拓性成果。尽管日本人水野幸吉在本世纪之初就写成了《汉口》一书,八十年代美国城市史家罗·威廉推出了有国际声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但国人对武汉城市的专著则付诸阙如。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是一部对城市史研究具有开拓力度的著述”。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武汉也因此成为国内城市史研究的重镇。
编纂一部多卷本的《武汉通史》是皮明庥先生的夙愿。2006年,《武汉通史》出版时,先生亲撰《〈武汉通史〉编撰述略》,谈到其编纂缘起:“我本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接触武汉历史,也读到一些不错的文著,但苦于觅寻不到一本称得上武汉史的书籍。社会上对武汉史的理解,一半是残缺不全的记载,一半是传说猜测。譬如武汉城市的源头何在?武汉何时入楚?市中心区起于何时?汉口何时形成?知音故里何在?如此等等,即便是‘老武汉’也有些茫然。在这种困惑中,我从质疑问难中萌发出探索兴趣……于是便着意于武汉史研究”。为了完成编纂《武汉通史》这一浩大工程,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了学术准备,编纂了诸如《武汉近百年史》、《武汉历史举要》、《武汉简史》等著作,“以期在此基础上编《武汉通史》时,更有几分把握”。“编《武汉通史》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浩繁艰巨的学术工程,我们编的这些书,都是尝试,是为编《武汉通史》投石问路的前期工作”。1998年,《武汉通史》编纂工作开始酝酿,2000年正式启动,先生纠合武汉地区对武汉史研究有素的同仁,历经6个寒暑,数易其稿,2006年终于杀青付梓。《武汉通史》编纂出版,虽赖多位作者集体智慧,但先生作为主编,从编纂思路、体例、厘定大纲到最终定稿,都亲力亲为,不当挂名主编。先生曾记述编纂经过:“各位作者都奋力笔耕,迎难而进,著成初稿。应该说,由于作者学养和才识,写成的初稿都有相当水平。后来，有的作者外调，有的作者去世，有些书稿不完整和未交稿，其修改、补充定稿工作由作者和我组织人力完成。全书400多万字，100多幅照片，我都耐着性子从头到尾进行了研读，对有的书稿读、校、补三四遍。既向作者学习，也与作者磋商，虽然十分费力，但个人的收获远大于付出。”真可谓殚精竭虑,耗尽心血,“于兹六载，寒暑昼夜，困扰烦辛，酸咸苦辣，五味备尝，六年来迎难问疑,爬梳董理，不论成败，弗论效益，每独处窗下，埋头故纸堆中，寂然于笔墨之间，然心在江汉之上，时时刻刻沉寂于研究武汉这一领略不尽之城，此中之乐，融融无尽”。《武汉通史》凡十卷,计400万字,将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武汉漫长历史分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晚清(上下卷)、民国(上下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卷)等六个时段,上下铺叙,条分缕析,古今贯通,蔚为大观。不仅是武汉有史以来第一部通史，也是继京沪后全国第三部城市通史。《武汉通史》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学界极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冯天瑜,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叶之果等纷纷发表评论，盛赞《武汉通史》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有独特见解，对武汉漫长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把握和科学分期，具有学术独创性以及纪实求真等特点，是武汉市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光明日报》发表长篇书评，《长江日报》辟专版发表本土学者严昌洪、董玉梅等人的评论文章。严昌洪教授直言：“《武汉通史》是一部武汉学的力作！”
先生对武汉城市史的若干专题有深入研究，不少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居领先地位，如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研究、张之洞与武汉城市现代化研究、武汉抗战研究等。他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兴趣，起始于1951、1952年在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所举办的政治教员训练队。先生曾在一篇随笔中回忆：当时在好奇心和历史癖的驱动下，我从张之洞路（今紫阳路）紫阳湖附近走向直通起义门的首义路，那是一条砂石路面，凹凸不平，起义门已经非常残破，剥落的城砖被附近居民、农户用来砌棚屋草房，一派荒郊残景。从事研究工作之后，遂将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作为自己毕生的一个研究重点。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先生骑着自行车跑遍武汉三镇，实地踏访辛亥武昌起义遗址遗迹。按调查寻访所得，写成一本几万字的小册子《武昌首义史迹巡礼》。他提交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通过对商会、商团在武昌首义中的态度和表现的探讨，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和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既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武汉商团、商会积极支持革命，对武昌首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格进行了深刻剖析，生动阐述了武汉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支持与消极动摇的双重品格。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后被华裔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论文集转载,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30年来，先生于辛亥首义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8部著作，共计300多万字，《辛亥武昌起义史事志》、《新编武昌起义史》是他在武昌首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新编武昌起义史》着力探讨武汉城市社会与武昌首义之间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2011年辛亥首义100周年之际，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埋首书斋，梳理辛亥武昌首义研究成果和心得，出版《武昌起义图像史》，为辛亥百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先生曾经耗费大量精力研究本地历史人物，尤其对张之洞、唐才常、黎元洪、黄兴等人着墨颇多，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多本著作，如《唐才常与自立军》、《胡文忠公抚鄂记》、《吴禄贞集》、《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等。《唐才常与自立军》一书抓住了我国近代从改良到革命的关节点，对发生在武汉的自立军“庚子起事”首次进行了较系统的阐释。对于黄兴在阳夏战争中的成败功过，在《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的成败》一文给予了系统分析。《吴禄贞集》是辛亥先烈吴禄贞的首部综合性文集，该集之于《吴烈士遗诗》等已刊布的书籍，亦辑之于未公开发表的文本、抄件或文物资料。先生对黎元洪的研究别辟蹊径，颇具新见。认为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有相当历史缘由，而不只是纯粹的偶然机遇，较早指出了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打破了关于黎元洪是“床下都督”的传统认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最令人瞩目的是，先生较早地对张之洞在湖北地区推行的新政进行了公允的评价。早在1978年，他就写过《张之洞洋务运动评议》的文章，从此张之洞成为他几十年来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先生以张之洞与湖北为研究对象，发表多篇著作和文章，比较早地对张之洞和洋务运动，特别是张之洞对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贡献作出辩证的积极的评价，对于张之洞的复杂历史品格进行了深入剖析。先生认为，正是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使得武汉城市地位飙升为全国第二位，这是武汉几千年城市史的绝响。评价之高，在史学界前所未有。2001年，先生将自己对张之洞多年的研究心得全部聚集到了43万字的著作《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里，作为献礼辛亥革命90周年的重要成果。该书以张之洞督鄂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张之洞治鄂兴汉期间的政绩，以及他为武汉近代化事业作出的开拓性、奠基性贡献，深入剖析了张之洞启动的武汉城市近代化、萌发民主思潮的文教兴革及培育革命力量的新军编练等与辛亥首义之间复杂而直接的联系，深刻揭示了一位总督推导一座城市的近代崛起，一座城市的近代崛起引爆一场革命，而一场革命又再塑这座城市的环环相承、自发演进的历史逻辑。“张之洞作为清廷重臣,他不会革命,但他创造了革命的条件。”张之洞与武汉城市发展关系重大，过往历史中也有人在武汉有政治上的建树，但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及张之洞。张之洞与“湖北新政”的研究在武汉地区成为一门显学，这和先生的辛勤开拓是分不开的。
先生武汉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很注重史料的搜集，包括档案、报刊、正史、野史、口述史、回忆录、稀见史料等。为了搜集史料，他到处采访、搜录，遍布图书馆、档案馆、文史机构、政协档案室、工商联和工商局，甚至古玩市场。一有空闲，他就会寻访汉口的老街道，为治史寻求佐证。早年研究太平天国时，得知清朝官吏王家璧家可能藏有有关太平天国的珍贵史料，为此多次跑到鄂城王家璧家乡，几经周折找到了王家璧生前留下的描述太平天国的书，据此写出了《来自敌营的太平天国史料》，在当年的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1981年，时逢辛亥革命70周年，皮先生骑着自行车跑遍武汉三镇，踏访10余处辛亥革命遗址。上世纪90年代，一块张之洞亲笔题写的寿匾在文物市场放了几个月无人问津，他赶过去如获至宝买下，后来将这块寿匾和掏腰包买的张之洞遗物及淘到的相关文物捐赠给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这块寿匾至今仍在博物馆供后人瞻仰。
先生研究武汉城市史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学习和吸收最新学术成果，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不囿于成见而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80年代中期关于城市的研究基本是地方史的方法，80年代后期才吸收了西方城市史方法。当时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众多学派，如“工人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等等。先生博采众长，深入思考，不仅在武汉史研究中吸收和采用这些新方法，而且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提出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新思路、新观点,写成《城市史研究略论》论文在《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发表，对城市史学在中国兴起寻根溯源，梳理流变轨迹;对城市史研究的范围、城市史与地方史联系和区别以及城市史研究如何展开和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是西方城市史学引入后国内较早发表的城市史论文，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理论体系、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具有开拓性意义。先生还曾于1994年发表《我的城市史研究视野》，详细论述他晚年转换研究思路，以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对武汉史进行开创性研究的追求和努力:“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在有生之年，我还将自励精进，以城市史作为我的主攻目标。积改革开放十余年之经验的中国，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换时期，正迈开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巨大步幅。城市这一人类文明聚焦的空间，对史学具有的魅力，特别是当今中国城市的历史性变迁给史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献身给城市史研究、武汉城市史研究不能不成为我毕生的追求”。先生愈到晚年，其研究思路愈加开阔,成果愈益丰厚，与他这种对学术的开放态度和求新求变的进取精神是分不开的。开拓创新的源头活水滋润着先生学术人生，使他学术青春永驻，研究之树常青！
先生武汉城市史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注重学术研究要服务现实,为保留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贡献力量。有感于武汉历史记忆严重缺失,武汉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队伍与研究成果与武汉特大城市地位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先生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担当起研究武汉历史的重任,许多研究成果既是填补空白之作,更是构成武汉高质量、高水平、高品味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说道：“我要为武汉历史留真！史学不是游离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之外，它可以为社会发展服务。”先生善于从历史研究中找到对当今武汉发展有用的启示，如在对张之洞和辛亥革命的研究里，就格外注重研究成果须对武汉城市转型有所裨益,有所借鉴。他对于如何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经常深入到武汉三镇甚至黄陂、新洲、蔡甸等远城区考察，并为武汉风景名胜撰写了10多篇碑文、铭文。他极力呼吁加强对租界、汉正街、昙华林、首义遗迹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了保护武汉工业遗产，对汉阳铁厂和张之洞博物馆都有建言和研究。先生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中山舰，《风云际会中山舰》和《武汉会战评析》两篇文章被《新华半月刊》转载。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资料和走访中山舰幸存官兵、目击者的基础上，写成《中山舰史话》和《中山舰风云录》,对广大读者了解中山舰的传奇历史大有裨益。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山舰所承载的特殊历史价值，呼吁建立中山舰纪念区。积极参与了中山舰博物馆的选址和中山舰纪念馆建馆工作。在城市建设中，他一直很关注旧城改造中如何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的问题，对于切断文脉、破坏传统的大拆大建行为一直甚为痛心，多次撰文提醒社会注意把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的历史文化个性有机地结合。这些倡议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举凡讨论关于武汉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的保护、街区建设的会议，他都是必被邀请的专家，不论多么繁忙，都必然参加，发表意见和建议,不少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转化为现实应用成果。先生十分关心和关注武汉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知音文化和木兰文化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知音文化还不甚受人关注，先生独具慧眼,发现知音文化所蕴含的巨大历史文化和城市品牌形象价值,开始对之进行研究。他多次前往汉阳、蔡甸等地勘察钟子期故里。对知音典故、伯牙子期是否真有其人等史实进行了悉心考证，写成了20余万字的专著《高山流水知音江城》，填补了知音文化专著的空白。先生从清康熙年间《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查证到木兰故里在黄陂，又进一步厘清了有无木兰其人、木兰生存年代、木兰各种传说等问题，为黄陂木兰文化传说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知音文化和木兰文化已经成为了武汉市的两张靓丽文化名片，先生功不可没!
先生武汉城市研究的第四个特点是注意研队伍建设，为武汉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发现和培养人才，积蓄力量。上世纪70年代末，先生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时，就注意在学生中发现研究人才，通过史料搜集、论文写作培养学生对武汉历史的研究兴趣。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先生组织几位学生利用暑假到武汉市档案馆、图书馆、工商局等部门搜集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工商史料。假期结束后，他和冯天瑜先生一起指导学生将所搜集资料详加考订，编纂出版了《辛亥革命时期武汉经济史料》。在他的影响下，历史系78级好几位同学都对湖北武汉地方历史文化发生浓厚兴趣。有的至今一直在这一研究领域耕耘不辍，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学者。先生注重通过课题研究集聚队伍,培养人才。上世纪80年代末进行国家重大社科规划项目《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时,先生就召集华中师大、中南财大、湖北大学以及武汉社科院一批年轻学者组成团队,集体攻关,先生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不少人现己成长为武汉地区学术中坚。编纂《武汉通史》时,其编写团队中不仅有范植清、刘美松、陈钧等资深专家,亦有刘玉堂、李怀军、陈芳国等中年骨干,更有一些刚毕业不久的硕士、博士,他们中间有些人的专业方向本来不是武汉史,但在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聚集一堂,协力攻关,逐渐培养起对武汉城市史兴趣、爱好和专长,既完成了通史编纂任务,又培养锻炼出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武汉史研究队伍。
我本人和皮明庥先生更有着一段深厚的师生缘，他对我的学术之路有着重要影响。我是武汉师范学院1978级学生，也是该校恢复高考、历史系复系后的首届学生。我走上研究之路尤其是以武汉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先生直接影响和教导的结果。大学读书期间,在先生指导下,我就曾与他合写了《鲁迅与地方史志》并在国家级刊物《中国地方志》上发表。我的毕业论文《蕲黄四十八砦抗清斗争论略》就是先生的命题作文，该文经先生悉心指导,亲自修改后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一度留校做编辑工作，1985年调到先生任副院长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研究兴趣是思想文化史，到社科院工作后,正值“七五”期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规划项目《近代武汉城市史》启动，我自然进了课题组，协助先生进行项目研究。先生根据我的专业特长和研究兴趣,希望我着重对武汉城市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在先生的引导下,我找到了城市史与城市文化的兴趣结合点,慢慢的培养出对武汉城市史研究的兴趣。1992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论文，是为本人武汉城市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我的武汉城市史研究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屈指数来,我从事武汉城市史的研究也有三十年了。作为我学术上重要的引路人,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影响至深至远。概括起来,先生的教诲我感受最深,受益最大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求真。学术贵在求真,难亦在求真。历史上,由于屡经战乱,加之地域文化的局限,武汉留存的文献史料极少,相关研究著述更是凤毛麟角。这就给今天的武汉研究者带来很多困难。要把武汉城市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还3500年武汉城市发展演变一个真实完整的面貌,必须下大功夫,下苦功夫,契而不舍地搜寻史料,寻疑问难。在这方面,先生以身示范,堪称楷模。他时常教导我研究要用史料说话，占有丰富的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学术创新要建立在对史料充分占有和详尽的考订之上。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大三时的暑假，先生带我到位于一元路武汉市工商局寻访搜集有关建国前武汉工商经济和商会史料，由于当时社会档案意识淡薄，对历史资料不够重视。工商局大量档案资料堆放在三楼的楼梯间里，上面布满厚厚的灰尘。我们师徒二人席地而坐，一页页的翻检出对我们有用的资料，饿了就去街上买一碗热干面，草草吃完后接着再干,一天干下来,灰尘滿面,狼狈不堪。如此一干就是一个星期,每每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先生如获至宝，高兴得手舞足蹈。先生言传身教，使我获益菲浅。一直以来,我在研究中注意搜集积累原始史料,尤其是善于运用档案资料。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就是因为引用了大量的市政档案,论据充分,立论新颖,得到了章开沅、严昌洪两位导师的好评。二是务实。先生常常说,做地方史研究要走出书斋,脱掉书生气,学究气,要接地气,地方史、城市史研究就是“立地”的学问。这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他鼓励我积极参与城市社会文化活动,多为武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出主意,谋良策,使所学有所用,有所为。在先生的鼓励和鞭策下,这些年我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就长江中㳺城市群建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汉江开发中的生态保护,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中文化特色营造,东湖风景区文化建设,武汉新区文化发展战略,汉正街商贸文化旅游区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等撰写提案,建言献策,不少建议得到省委、市委领导重视并采纳,其中多篇建议获得省政府发展奖二等奖,市委调研成果一等奖。第三是研究武汉城市史要有献身精神。初入武汉史研究行当的时候,先生就给我打了预防针,做地方历史研究,尤其是做武汉史研究,须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思想准备。历史研究本来就是小众的学问,地方城市史研究更是少有人关注的冷僻学问，不可能成为“显学”，更不会“暴得大名”。因此,研究武汉城市史要有献身精神,要把武汉历史和文化研究作为终生事业来追求,把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大爱融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不计个人荣辱得失而全身心的投入。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下,我从被动参与,到慢慢喜欢上武汉城市史研究,至今,我撰写、主编了近30本武汉城市史著作,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天津社会科学》、《江汉论坛》等报刊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主持的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以武汉城市史研究为主要方向,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建所初期我提出“在全国城市史研究领域要有话语权,在武汉城市史研究领域要有重要的话语权”的目标已基本实现,2003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成立,本人当选为副会长,武汉和江汉大学成为全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的方面军。我立志献身武汉城市史研究,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感到武汉城市史研究后继有人,视我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记得师母跟我讲个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长江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访谈录,当时先生已在病中,视力减退已不能阅读。师母给他读了这篇文章,并问他,“这是涂文学的文章,你还记不记他”?先生连连说:“记得,记得,文学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骏马匆匆出异方，任从随处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从建国初期军校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先生在武汉生活了60多个春秋，他非武汉土著,却早已把武汉视为自己的故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先生以其特有的方式爱恋着这座城市。他那么执着于武汉城市史的研究，只是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爱的热烈，爱的深沉。一篇论述先生事迹的文章这样写道：“在武汉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当皮明庥对武汉了解的越多，认识的越多，研究的越多，他就越来越感觉离不开这座城市，无论走到哪里，武汉都是他心心相念的故乡。2003年春，皮明庥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想安排父母在美国安度晚年，但皮先生心系武汉，心系地方历史研究，就是在美国探亲的3个月期间，他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皮先生的老伴席女士说，在美国的日子，他一直就住得不太踏实，总闲不住，惦记着武汉，惦记着他的书。先生憋不住了，他就打国际长途找武汉的老朋友、老同学聊天，讨论武汉历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如今先生已远行，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以另外一个形式活在这座城市,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承他对武汉的热爱和研究的执着，在武汉城市史研究这片土地上不停地耕耘,生产出更多、更丰硕的学术果实，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武汉文史资料》2017年第6期
（作者系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